佛教思想對中醫醫德的影響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紀開始向國外傳播。佛教思想對我國各個方面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中也影響著醫德。

慈悲是佛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慈悲的含義即是《大智度論》中所說的「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這種大慈大悲的思想對高尚醫德的形成無疑有著積極的影響。如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卷一「大醫精誠」中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悲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而佛教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對待一切眾生必須無分別心,一視同仁。《華嚴經》卷二十五《佛不思議法品》說:「一切諸佛,於信不信眾生,大悲等觀,而無有異。」《佛說八大人覺經》亦說:「菩薩佈施,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如此平等博愛的思想影響了許多古代醫家,使他們不辭辛苦,不計報酬,全力以赴地解除病人痛苦,尤其對貧苦百姓更加如此。如《蘭溪縣志》所載,明代醫生吳敬泉給窮人看病不但不收診金,而且還贈送藥物。富者和貧者一同看病,他總是讓富人等著,先給窮人看。又如《無錫金匱縣志》記載清代醫家沈文淵對待婢女、僕夫、乳母等下人求醫從不推卻,總是立即前往救治,並對人說:「此輩求醫最難,不可緩也。」這些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中確實難能可貴。

佛家追求一種自利利他的解脫之道。所謂利他如《華嚴經》二十三卷《十回向品》說:「我當普為一切眾生備受眾苦,令其得出無量生死眾苦大壑。」即是「願代眾生,受無量苦」。而自利是在利他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現的。所謂「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利他是自利的前提。這種樂於奉獻的利他主義影響了許多醫家,使他們急人所急,難人所難,全力地治病救人,形成了高尚的醫德。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說:「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淒傖,勿避險隙、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當然,自利利他的觀念是和佛教的因果報應輪迴說分不開的。佛教講三世因果,三世,即前世、今生、來世。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人死之後,精神不滅,隨業受報,因果通三世。醫療直接關乎人命,一些醫家正是接受了業報輪迴說的理論,認為樂善好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些都是在做功德,反之怕會招致惡報。如《大醫精誠》中又說:「老君曰,人行陽德,人自報之;人行陰德,鬼神報之。人行陽惡,人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尋此二途,陰陽報施,豈誣也哉?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可見,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醫家更重視積德行善。

在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是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在五戒之中,不殺生又是位局榜首。「生」指一切有情生命,包括人類和所有動物。殺生的罪業是極重的,為十惡業之首。因此,這種觀念也多少影響到醫家。作為醫德規範的《大醫精誠》也提到「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況於人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良由此也。」放生、護生有利於培養醫生的慈悲心、惻隱心。佛門中有戒律,而醫門中更有依佛門戒律而指定的《醫門法律》。清代名醫喻嘉言首創醫法。他在《醫門法律》卷一《申明仲景律書》中說:「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於釋門,其律尤嚴……醫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為入門,後乃盡破微細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為大醫,何可妄作聰明,草菅人命哉?」提出了醫家也要像僧人一樣持戒,謹慎從醫。明代醫家陳實功在其所著的《外科正宗》一書中也提出了類似戒律的「醫家五戒十要」。總之,戒律對正醫風、立醫德也起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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