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的積累、傳承和發展與西方醫學的覆蓋、更新、發展道路不同。從古希臘、古羅馬醫學的消失，我們是否能從中得到一點警示：中國醫學還得按自身的發展規律走自己的路。我們這一代人只能為中醫學大廈添磚加瓦，不能拆磚卸瓦，更不能偷梁換柱。既不能用硬方法摧毀，也不能用軟方法戲說。我們有責任用心仔細地愛護它，保護它，傳承它，發展它。
中醫學是古老的傳統醫學，而在世界醫學史上，古老傳統醫學卻不僅僅只有中醫學。要深入地研究中國固有的傳統醫學，我們還應當從世界古代醫學史的高度審視中醫學，從中國醫學發展史的角度思考中醫學的現狀與未來。瞭解世界古代醫學的發生、發展與沒落，這對我們深入地思考中國固有的本土醫學的過去、現狀與未來，當不無啟發。
世界古醫學的同源性
人類在各個不同地域和環境下，孕育出各有特點的醫學，但在認識對像、認識方法、基本性質和任務，尤其在人與自然關係的核心精神方面，卻有著明顯共性或同源的痕跡。人類祖先儘管經歷過數次大遷徙，但通過共同記憶的傳承，使早期人類在面對飢餓、傷害、溫疫、產育等不可避免的共同困境時，曾經共同具有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人類早期的原始醫療行為具有一定的共性。包括地球上不同地域生存的人群對傷痛、疾病的觀察方法、對病痛的治療方法及所使用的藥物具有一定的共同之處，同時，關於醫療行為的具體思考方式，以及醫療行為經驗的積累與系統化方式等方面也都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早期人類都曾實施過外科手術，都曾有過把人類疾病產生的原因歸咎於非自然因素的階段，都曾運用過信仰鬼神和符咒治病的方法。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包括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巴比倫）、古印度、中國古代以及世界各地的古代醫學都無一例外地使用草藥（含動物藥與金石藥）。人類運用草藥治病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0至25000年。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早期人類都曾運用過按摩的方法與火療的方法，幾乎都使用瀉下的方法、利尿的方法、發汗的方法、放血的療法、灌腸的方法以及吐法，都注意到人體生理與發病同大宇宙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在醫學知識系統化、理論化的過程中，幾乎都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運用了觀察、分析、推理、聯想、類比等方法。
在早期醫學發展的道路上，美索不達米亞（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與中國古代醫學之間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
世界古醫學勾沉
6000多年前古埃及己經出現了早期的醫學文化，公元前2000年前的古埃及醫學文獻紙草文記載醫生診病時，為病人把脈、查體。紙草文記載了治療各種疾病的藥方近1000多種。藥物的制劑也是多種多樣，如丸劑、栓劑、吐劑、灌腸劑、糊劑和軟膏等藥物。紙草文還記載了金屬器械燒紅用以止血的方法，如「用刀割後用火燒灼，如此便不至流血過多」。
自然科學史研究認為，大約公元前4000年，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人已經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統性的醫學思想；隨著歷史的變遷，在這個地方相繼產生了巴比倫-亞述醫學，逐漸地建立了天人一體的觀念。出土的楔文陶片中記載了常用草藥，包括各種植物的果實、葉、花、皮、根等，如藕、橄欖、月桂、桃金娘、雞尾蘭、大蒜等。制劑也有多種，如丸、散、灌腸劑等，另外，按摩也是常用的治療方法。
在古印度最早的醫學文獻《阿闥婆吠陀》中，記載有77種疾病以及草藥知識。《阿育吠陀》是以公元前2000年的古代藥草實踐為基礎並與源於公元前400年的佛教思想、理論與概念形成的，記載了關於疾病的檢查、診斷、治療及預後的詳情，記載的藥物有1000餘種。《遮羅迦集》也記載了1000多種草藥和少數礦物及動物藥品。公元10世紀之後，外族人入侵，數世紀的印度文化被破壞，醫學書藉被毀，印度古典文明開始衰落。
古希臘人吸收了美索不達米亞與古埃及等當時地中海沿岸各民族哲學與醫學知識與自身固有醫學融合，從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古希臘醫學。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360年）是希臘醫學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古代醫學》中可以看到他的關於人體與疾病的整體觀念。古希臘醫學在公元前4世紀以後，逐漸走向衰落。
羅馬帝國在中國古文獻中，稱其為「大秦」，又稱「犁鞬」。公元97年，東漢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使者至漢朝。公元1世紀，當中國出現《神農本草經》時，古希臘-古羅馬產生了《藥物論》，這是西方現存最早的草藥志。《藥物論》詳細記錄了約五百種藥用植物,詳細記述其毒性與使用藥方。
當中國東漢末年的張仲景正在撰寫《傷寒雜病論》時，古羅馬的蓋倫正在通過解剖動物，來推測人體的結構並努力尋找與結構相應的功能。蓋倫撰著的《論單味藥的性質和功能》收錄了347種藥物。他自己配製丸劑、散劑、硬膏劑、浸劑、煎劑、酊劑、洗劑等各種劑型的制劑。蓋倫去世之後，從公元2世紀開始，蓋倫醫學思想影響了整個歐洲中世紀1000多年。直到18世紀末，蓋倫的著述仍是醫生參考書。
自公元1300年到公元1650年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徹底地改變了歐洲文化，並以影響深遠的和永恆的方式產生了現代世界」。關於宇宙、天體與地球運動的研究，開創了全新的思維，改變了對人體結構認識的舊觀念。近代以來，西方醫學是指文藝復興以後逐漸興起的醫學，它是伴隨著近代歐洲工業革命，依托著近代科學技術發展，從16世紀開始到19世紀，逐漸發展形成的與古希臘、古羅馬醫學完全不同的近代歐洲醫學。公元1543年，比利時醫學家維薩裡通過直接解剖，撰著《人體之結構》,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蓋倫人體解剖學中的錯誤，徹底動搖了1300多年來蓋倫在醫學界的地位。哈維的解剖學成就成為西方近代醫學潮流的轉折點，從而「推毀了陳舊而頑固的蓋倫概念」。
自16世紀以後，西方醫學走向重大變革。由蓋倫以前的醫生或研究者與蓋倫所建立起來的，以古希臘整體醫學為代表的古代西方醫學的大廈，被後來者，一塊磚一塊磚，一根梁一根梁地拆除，最後，徹底地推倒了古代西方醫學的大廈。於是在古希臘醫學大廈的廢墟上，又重新打基礎，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在那個廢墟之上重新建造起全新的近代醫學大廈。
中國本土醫學追溯
在古代中國，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裴李崗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並接受了它的洗禮，加速了前進的步伐。他們穿越了上古祖先有巢氏、遂人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與堯、舜、禹時代的漫長時空，使得體外進化與精神進化得到空前的進步。先民在掌握稼穡技能的過程中，已經逐步掌握了以草藥為代表的常用藥物知識與基本的醫療自救技能，通過結繩文和口耳相傳，代代記憶。
公元前16～前10世紀在中國的商代和西周早期，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已經有了關於疾病記載，據李宗焜先生考證辨疑各家之說，認定達23類之多，另有關於針剌、灸療與按摩的治療（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二本）。從甲骨文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可以領悟，在此前更早的上古，天人合一觀念的雛形與醫療思想的萌芽。
中醫學以其特有的文化意蘊以及其歷經數千年而能完整的、系統的、不間斷地傳承到21世紀的今天，這在世界古醫學中是獨一無二的。作為具有本土性的知識體系，它突出地顯現出傳承性、系統性、務實性、穩定性與相對開放性等重要特徵。
中醫學要按自身規律發展
《劍橋醫學史》的作者羅伊·波特說：「西方醫學的根源似乎十分相似於中國、日本或印度醫學。早期的西方醫學，如我們所提到希臘醫學，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蓋倫，都是一種整體醫學；它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關係；它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為健康主要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傳統中，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
羅伊·波特指出：「今天的西方醫學與眾不同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它背離了自己的傳統，走向了新的方向。」作者向世人提醒：「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正如對西方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體制大張旗鼓地批評一樣，對西方醫學的批評聲音也日漸增強，並以某種方式譴責西方醫學體系太技術化取向、太非人格化、太體制化、太高技術化、太科學化、太官僚化，譴責它考慮更多的是醫學職業的發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在過去20年裡，西方已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回到西方醫學傳統的起源，同時也開始從上面所提及的東方醫學傳統中尋求另一種醫學的智慧。」
《劍橋醫學史》的作者給我們提了個醒，應當避免古希臘、羅馬等西方古代整體醫學的核心價值和精神散失的歷史重演，不能重蹈希波克拉底、蓋倫醫學核心價值和精神大廈塌踏的覆轍，中醫學還得按自身的發展規律走自己的路。
從世界醫學史中似乎可以看出，中醫學在產生的時代與歷史空間與亞美尼亞醫學、古埃及醫學、古希臘醫學、古印度醫學有一定的共性，而與文藝復興後產生的近代醫學卻不在同一個時空坐標繫上。中醫學的積累、傳承和發展與西方醫學的覆蓋、更新、發展道路不同。從古希臘、古羅馬醫學的消失，我們是否能從中得到一點警示：研究中醫學的人和管理中醫學科研的人，決不能在漂亮口號與時髦「課題」的掩蓋下，把中醫學術緩緩地「格式化」和慢慢地「覆蓋」。
我們要珍惜中醫學的過去，愛護中醫學的未來。洛伊斯·N.瑪格納以羨慕稱讚的口吻說：「中國不僅以民間藥方的形式，而且以成熟和受人尊重的方式保持了它的醫學傳統，在某種程上這種獨一無二的穩定性要歸功於對過去的深深崇敬和可能有著6000年歷史的文字記錄系統。」對中國的本土醫學，我們要以敬畏的心態依然「深深地崇敬」。我們這一代人只能為中醫學大廈添磚加瓦，不能拆磚卸瓦，更不能偷梁換柱。既不能用硬方法摧毀，也不能用軟方法戲說。我們有責任用心仔細地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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