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證的科學內涵
評價一門醫學理論是否科學，主要看其理論是否能正確指導臨床，是否療效確切，而經方、《傷寒》的科學性為世界共認，應當指出的是，其中的方證是決定療效的關鍵。有人懷疑中醫不科學，經方的方證不過是經驗之方而已，不具科學性，其主要原因是對中醫，尤其是經方發展史缺乏認識，對經方理論缺乏認識，這裡首先要解讀方證的科學內涵。
1．方證本八綱之理：方證體現了八綱辨證，從《本經》和《湯液》及《傷寒》看，可知經方的每一方證，不同於一般的方劑，它既代表了該方藥物的組成，亦包括了該方的適應證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標明方藥功用性能者為「本草石之寒溫」，即以八綱為基礎理論，標明證候特點者為「量疾病的淺深」，亦以八綱為理論。經方實踐者通過臨床反覆觀察，把有效方證記錄下來，每一個方證都是經過幾代、幾十代反覆實踐、反覆驗證取得的經驗總結，其科學性通過了歷史的考驗。可知方證之方，是經歷史考驗之方，證是經歷史考證之證，方證既涵方藥，亦涵相適應的證，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東洞在《方極》自序中云：「夫仲景之為方也有法，方證相對也。」對「法」的概念，胡希恕先生解釋到：「所謂法者，別陰陽、明六經、辨證辨脈、適宜的制裁方藥之謂」。由此可知方證對應本身即是特有的理論，且有深刻的科學內涵。這裡說明了方證即涵方證對應、方證相應、方證相對之理。這裡順便要提到的是，有人看到吉益東洞在《方極》提出方證相對，因謂方證相對是吉益東洞首先提出；又有人謂孫思邈先提出……這亦是對方證的認識不清所致，我們已知方證的起源為神農時代，自然可知，方證相對即始於神農時代。同時還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凡謂中醫理論，必以五行六氣、經絡臟腑等籠罩貫穿，《傷寒》、日本的方證對應派無是說，因謂「沒有理論」；或見《傷寒》有六經名，則認為其理論來自於《內經》……這主要是不懂得中醫有不同的學術派系，經方之祖為八綱，以五行六氣解《傷寒》，恰是楊紹伊所稱「不數伊尹而數岐黃，何異家乘不系祖禰而譜牒東鄰也」，造成誤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最主要是對方證認識不足。
2．方證是辨證的尖端：學習《傷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個方證，後世許多經方家對此皆有論述，如陳修園在《長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證是六經辨證、八綱辨證的繼續，是更具體、更進一步的辨證，中醫治病有無療效，其主要關鍵，就在於辨方證是否正確。方證相應是臨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經方大師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證稱之為最高一層、最精尖辨證，把辨方證稱之為辨證的尖端，並指出家傳秘方亦屬辨方證，謂：「眾所周知，農村常有以家藏秘方專治某病者，雖於辨證論治毫無所知，但於其秘方的應用，確心中有數(掌握適應證)因而往往有驗。不過讀者於此必須注意，凡是有驗方劑，無論用者知與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證），則均屬六經八綱的細目，這是可以斷言的。」
辨方證的科學性、學術價值，不但為遵用方證理論者所證實，而且也為不遵用其理論者所反證。如日本的「小柴胡湯副作用死亡事件」，震驚日本，耐人尋味，漢方研究者栗島行春指出：「讓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長期服用小柴胡湯，發生間質性肺炎、死亡，是由一個追求名利的醫師發表論文開始的……是不學習中醫理論，只用西醫的病名來決定處方的結果，是研究失敗的根本，而把責任諉過於小柴胡湯有副作用，是錯上加錯。」更強調了「讓沒有了小柴胡湯方證的患者，長期服用小柴胡湯」是造成間質性肺炎的根本原因。《傷寒》是中醫經方辨證論治體系，更講求辨方證，全書主要講辨方證，第317條方後附：「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這是後人的註釋，是對方證的認知。論中對小柴胡湯的用法有明確說明：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確指出，沒有小柴胡湯方證就不能服用該方藥。 「小柴胡湯副作用死亡事件」的發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證，以血的教訓說明了辨方證的重要性、科學性。
方證對應不是對號入座
方證對應不是簡單的對號入座，有人謂：「方證對應即對號入座」，即只根據《傷寒論》原文機械低級套用，這都是未讀或未讀懂《傷寒論》實質所致。實際《傷寒論》398條、112方證，加上《金匱要略》約合260餘方證，都是在講方證對應之道。它不但包含了方藥與證對應，還內涵了藥量與病情對應，還內涵了煎服法與病情對應。
藥與證對應：仲景書的特點是以方名證，如桂枝湯加減的方證有36個，其他方證用桂枝者40個，書中不用「桂枝湯加減」，而特各起方名，意在方證對應。
藥量與病情對應：對方證對應的理解，還要認識到，不僅是藥味與症狀相應，還包含了藥量與病情的嚴格對應。近日治癒一則痺證值得深思：患者劉某，男，65 歲，2010年11月13日初診：雙膝關節痛，左膝為重，無四逆，口中和，無汗出，多年耳鳴，大便日2行，苔白根膩，脈細弦。六經辨證為少陰太陰合病，辨方證為桂枝加苓術附湯方證，初診川附子用10克，服一周未見變化，二診川附子用15克，服一周仍未見變化；三診增川附子18克、四診增川附子為25克，皆無明顯變化，當五診川附子用30克時，則關節痛全然消失。
類似治驗在臨床屢見不鮮，實際歷代前輩有深刻體會，此在《傷寒論》亦有詳細說明。如四逆湯與通脈四逆湯的藥味組成是相同的，但卻稱謂兩個不同的方名，這是因其適應證的不同，(見第225條：「脈浮而遲，表熱裡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湯主之」，用藥：甘草(炙)，二兩乾薑一兩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第317條：「少陰病，下利清谷，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用藥：甘草(炙)，二兩，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大者一枚)。四逆湯與通脈四逆湯的藥味組成是相同的，但通脈四逆湯比四逆湯病情更重，即更虛寒，故附子、乾薑用量皆大。
煎服法與病情對應：《傷寒》有很多煎服法說明，體現了方證對應豐富的科學內涵，如桂枝湯的煎服法：「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如此詳細的煎服法在告訴我們什麼呢？很顯然是在標明，臨床根據症狀辨明了桂枝湯方證，但適應的劑量必須恰到好處，服多服少都不能愈病，《傷寒》中有多條論述，如20 條：「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第25條：「服桂枝湯，大汗出」；第26條：「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更值得注意的是，論中的桂枝加桂湯方證、桂枝去芍葯湯方證、桂枝加芍葯湯方證、桂枝麻黃各半湯方證……都是在反覆講述方與證對應，方證對應不僅指方藥的組成，更強調藥量與病情的對應。
由於經方的方證來自臨床實踐，不論是經方派，還是時方派，都注重其應用和研究，對其認識也就不斷深化，逐漸認識到方證的科學性。如沈自尹認為：「從廣義上說，以湯方辨證亦屬辨證範圍，故稱之為方劑辨證……，以藥物的系統──方，來調節病理的系統──證，尋找方劑效應值的一體化，就是方劑辨證的涵義所在……一定意義上說，它可概括整個辨證施治的內容。」這裡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證不是簡單的對號入座，而是更詳細、更具體、更全面的辨證論治。不少人認識到了辨方證的重要意義，中藥治病，不在用藥味多少、藥量輕重，而在方證相適應、對應。如何天麟說：「在臨證處方時，一般認為對『症』下藥療效較好，實際亦不盡然。筆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發熱喘咳，脈浮，苔白，初投小青龍湯加杏仁兩劑，熱平，咳減，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診見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後病不減而尿仍少。三診，前方去麻黃續服，喘咳止，小便亦暢；岳美中治一婦女，慢性腎炎，血尿、尿頻、腰痛，投豬苓湯三劑而愈。月餘，病又復發，因慮其虛，增入山藥一味，病反轉重，復用豬苓湯原方而效。後病再復發，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豬苓湯原方而效。於此獲得更大啟發，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說：藥之單用為易知，藥之復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眾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無常法，在辨證論治基礎上，執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說辨方證一定要準確，加減用藥也要像桂枝加桂湯那樣要對證，而不是對症、對病。
我國歷來重視方劑和其適應證的研究，後世方如潮湧出現，皆是證明，如《千金要方》、《和劑局方》、《太平聖惠方》等等，其內容主要是講方證。《傷寒》因不但有方證經驗，而且還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在國內外廣為傳播，尤其對日本漢方醫學影響深遠。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決策者要取消漢方醫，當時身為西醫的湯本求真先生，眼看著親生女兒因腹瀉用西藥治療無效被奪去生命，因之悲憤感慨不已，敢冒天下大之不韙轉而發奮學習經方(初讀《醫界鐵椎》)，臨床應用效如桴鼓，並結合臨床體驗，著成了《皇漢醫學》，於是又使日本的漢方醫學重振旗鼓，使方證對應派成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從臨床和實驗室探討了方證對應關係。如伊籐嘉紀通過五苓散方證的研究認為：五苓散方證的病理狀態，是滲透壓調節點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過調整調節點來恢復水液代謝正常的。給正常人和動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現象，如讓人和動物出大量汗，造成津傷表虛出現五苓散方證後，再給服五苓散，則看到明顯的利尿作用。因而，認為五苓散與五苓散方證之間，存在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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